探险、旅行与贸易：前近代世界的海洋活动与海洋文化 - 海洋探险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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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从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开始，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因此，在中外学界，海洋活动和海洋文化研究也一直是一个热点议题。2024年5月25日，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举办了以“探险、旅行与贸易：前近代世界的海洋活动与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圆桌会议，探讨从古代到中世纪诸文明通过海洋进行探险、旅行和贸易，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会议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海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晓东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祝宏俊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柴彬教授、刘招静副教授、黄薇博士、张小希博士、张悠然博士等8位专家学者进行现场分享与对谈。会议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丹彤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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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丹彤教授首先作开场发言。郭教授表示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家园，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主要桥梁，因此海洋文化是中外学者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永恒议题。海洋活动丰富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拓宽了人类对于世界和其他文明的认知，通过海洋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旅行和贸易活动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促进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开场发言后，会议正式进入研讨环节。本次研讨按照从两河、埃及、希腊和罗马至中世纪欧洲的世界文明发展顺序进行，共4场发言和4场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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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主讲嘉宾李海峰教授主要关注古代两河流域与海湾地区的海上贸易，他首先介绍了两河流域国际贸易的形成以及主要贸易路线。他表示，农业和商业并重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文明繁荣发展的两大基石。两河流域素有“肥沃的弯月”之美称，具有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盛产小麦、大麦、椰枣，但缺乏矿产、石头、木材等资源；而两河流域的周边地区却有大量的金、银、铜、天青石、红玉髓、象牙等矿产。李海峰教授指出，由于两河流域在文明程度优越于其它地区，因此在贸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贸易网络。两河流域的商路主要有两河与伊朗高原、阿富汗地区之间的青金石之路；史前时代已经开启的连接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黑曜石之路”之路；古亚述商路；从地中海东岸黎巴嫩地区进口雪松的商路；塞浦路斯的铜商路以及海湾（波斯湾）商路，其中的海湾是两河流域与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印度进行贸易的重要海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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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李海峰教授又对两河流域与海湾地区的海上贸易展开讨论。公元前2400年以后，麦鲁哈、马干和迪尔蒙3个地名频繁出现在两河流域文献中，著名的苏美尔神话《恩基与世界秩序》中就有片段反映海上远程贸易的情况。李海峰教授提到现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观点，认为麦鲁哈是现在的印度河流域，马干是现在的阿曼，而迪尔蒙是现在的巴林，这3个地区是当时两河流域在海湾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李海峰教授通过探讨两河流域与这3个地区的海上贸易往来情况，得出了与海湾地区的海上贸易在两河流域的远程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结论。李教授最后认为，古代两河流域与海湾地区的海上贸易促进了两地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并且使文化相对落后的海湾地区进入楔形文字文化圈，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位主讲嘉宾李晓东教授主要关注旅行与探险对于自我成长与文明发展的意义。他表示，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每一个文明的发展都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契机何为，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李晓东教授认为，对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地图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但“脚图”也同样重要，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机会亲自用脚去丈量这个世界，才会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有更深的感悟和领会。为了印证这一点，李教授从自身的旅行经历切入，分享了自己前往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体悟。在埃及游览沼泽地时，意外发现埃及最早的由芦苇建成的神庙与坟墓壁画的描绘非常相似；在土耳其沿着海岸线行走，偶然发现莱托神庙里刻画着希腊神话故事，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在古代土耳其和希腊实际上是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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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李晓东教授又探讨了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区别。他指出四大文明古国都属于典型的大河文明，并以古埃及为例对其特征进行分析。最初古代埃及人分布在西部荒漠中的一个个绿洲，由于空间上的距离而缺乏交流。而尼罗河则提供了交流的途径，使不同质的文明能够碰撞出火花，才使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得以突飞猛进。李教授又以希腊文明作为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进行探讨，他指出古希腊文明一向被认为是次生文明，但实际上古希腊文化中的逻辑和哲学是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所没有的，因此它也应属于原生文明。李教授认为，虽然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不符合大河文明的基本特征，但仍该与四大文明古国并列。其后，李晓东教授分析了古希腊文明能够飞速发展是通过海洋与其他文明广泛交流的结果。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分布了众多的民族和国家，信仰不同，战争频发，不同文明互相碰撞、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对此，李晓东教授还通过坐船从土耳其到地中海中的岛屿的经历，印证了东地中海世界国家或文明间因距离之近交往之便利，海洋为它们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媒介。而在文明落后闭塞的地区，往往缺乏文化碰撞和交流，就很难使文明产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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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主讲嘉宾祝宏俊教授主要关注东方文明通过海洋对希腊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祝教授认为，虽然现在学者普遍认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但实际上希腊文明中很多元素来自东方文明。他指出，基于海上航运，希腊与东方文明的联系实际上是没有阻隔的。爱琴海沿岸的自然条件为希腊人展开航海活动提供了便利，狭长曲折的海岸线以及众多岛屿为航海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港口，只需要一条船，就足以让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自由往来。祝教授指出古希腊的农业、手工业等方面都学习自东方， 并从小亚地区传到希腊半岛。他还举例说明跨海商业活动对希腊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接着，祝宏俊教授按照希腊文明发展顺序对希腊文明通过海上航路与东方诸文明的交往活动进行分析。他首先论述了克里特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实际上与古埃及文明的联系非常紧密，克里特文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来自埃及的象牙制品、蛇型工艺品和法老王名圈等，充分证明克里特文明受到了埃及文明的影响。而克里特与埃及之间的交往通常是通过地中海的海上航线实现的。但两者之间究竟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仍是一个问题，他认为很有可能是通过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塞浦路斯岛的间接贸易。然后，祝教授对迈锡尼文明的兴起与东方文明的密切关系进行分析，他表示考古证据显示迈锡尼的手工艺品在埃及各处都有发现，而迈锡尼的线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有很多相通之处，记述内容和书写方式上的相似性足以说明迈锡尼文明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希腊进入黑暗时代后，虽然普遍认为其与东方世界的联系已然中断，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却发现了许多来自东方的物品，只不过目前仍无法明确这些物品是因贸易而来还是两地王室间的礼物交换。对于古风时代的希腊，祝教授亦肯定了其与东方文明的联系密切，并以克里特岛为例进行论述。克里特岛作为中间地带将希腊半岛与东方世界的贸易路线连接起来。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大量腓尼基人墓地，表明该岛是腓尼基人的贸易中转站。而作为贸易中心的克里特也发展了自己的贸易圈，并对希腊本岛产生了影响。最后，祝教授指出古典时期希腊的政治文明也受到东方文明的影响，而途径仍然是海洋。祝宏俊教授表示，在多年的研究中，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通过海洋活动和海上贸易希腊文化受到了东方世界的深远影响。

第四位主讲嘉宾柴彬教授主要关注中世纪欧洲海上贸易与海商法的早熟性。柴彬教授指出，中世纪是欧洲海上贸易与海商法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11-15世纪欧洲出现经济复苏和社会转型，航运贸易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欧洲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贸易城市，海商法也由此而生。柴教授首先对中世纪欧洲海商法的特点进行剖析，认为欧洲中世纪海商法承袭了罗马海商法传统，同时将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习惯法充实到海商法中，由此奠定了近现代国际海商法基础。欧洲中世纪时期，首批海商法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地区，如1010年颁布的《阿马尔菲法典》和1063年颁布的《特拉尼海商条例》等。《阿马尔菲法典》是当时海商习惯法的汇编，在地中海地区一直沿用到16世纪末， 促使沿海国家海事立法的统一，具有里程碑意义。而《特拉尼海商条例》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商法成文法典之一，中世纪的特拉尼在国际贸易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柴教授还探讨了这一时期海商法发展的原因，即地中海尤其是意大利在11世纪以来的经济复兴和贸易发展中处于先发地位，海商法更新发展的动力最初来源于这一地区活跃的贸易活动。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东西沿岸之间的交通进一步贯通，欧洲与近东之间的贸易增长，进一步刺激了海商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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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柴彬教授对3部重要的代表性海商法《康梭拉多海法》《奥列隆案卷》和《维斯比海法》进行介绍。《康梭拉多海法》被称为“海洋普通法”；《奥列隆案卷》是13世纪欧洲葡萄酒贸易运输中形成的习惯或规则，是英法两国早期法的主要来源之一；《维斯比海法》在中世纪与近代海商法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但柴教授认为，《维斯比海法》实际上已不足以代表15世纪海商法的最新进展，因为更体系化和更现代化的海商法已经在形成过程中。柴教授还结合具体实例对海商法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中世纪海商法与长期的贸易航运实践密切相关，共同的航程和风险是海商法永久的主题。中世纪发展出各种规则，用以保持船上的纪律和秩序，由此导致船上民主和文明程度明显提升，船员的权利和福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柴教授表示，在当时，多个船舶所有人合作经营是常见商业形式，包括海商借贷、海商合伙等远程贸易投资，合同形式包括康孟达、索隆特、科洛那等。为了共同应对风险，中世纪海商法发展和完善了一整套法律规则，成立了众多海事司法机构，并以欧陆沿岸的海洋领事法院和英格兰的海事法院为代表。在最后总结部分，柴彬教授认为相较于其他大洲，中世纪欧洲海上贸易与海商法呈现出鲜明的早熟性，其发展完善发达不仅为近代以来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世界领先准备了法律基础，而且也为欧洲文明打上深深的海洋烙印。

4位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4位对谈人依次与4位主讲嘉宾就后者的发言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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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博士表示，我们对古代世界的认知很容易存在误区，普遍被认为是封闭落后原始的古代世界实际上比想象中要发达开放得多，如果不去做深入研究是无法了解的。对于古代世界是否有探险和旅行的概念，黄薇博士也进行了反思，并从她的研究领域希伯来圣经入手，考察其对于海洋活动的记载。她表示，虽然证据很少，但古代以色列人和腓尼基人确实存在联合航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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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悠然博士认为，通过旅行切身体验古代世界的海洋活动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她在作相关研究课题时就深切体会到缺乏切身经历的不便之处，因为在埃及文献中海洋活动多数是间接体现的而非直接描述。张悠然博士最后指出，基于地中海的客观地理环境，必然会产生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有时理论上看似不太可能的联系，在古代却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者要敢于思考和设想。

张小希博士则对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希腊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后来的希腊文明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并非同一个文明，现在所说的希腊文明通常指古风时期之后的希腊。张小希博士用切身经历为例论证世界史研究过程中语言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想要深入研究文明之间的交流，需具备多种古代语言功底。而对于希腊借鉴其他文明的问题，张小希老师也表示赞同，并指出希腊文明在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上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程度却很容易被忽略，通常认为“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希腊很多城邦的政体并不是民主制。因此学习多种文字、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考察，是研究希腊文明与东方诸文明之间交往的有效途径。

刘招静副教授认为，对远古先民来说旅行的定义是成立的，只不过在中世纪旅行是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大部分人不具备旅行的条件和能力，因为与现代不同，当时的旅行充满危险。刘教授以法国马赛的海事借贷为例探讨中世纪欧洲海洋贸易形式，强调了其中的风险分担、利润分担、成本分担。他还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中世纪欧洲海商如何处理现实利益和精神世界之间矛盾的问题，以意大利为例，虽然统一政权缺席，城市国家林立，但教会在道德伦理方面却有着统一的教导。在宗教观念洗礼下，这些商人如何实现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和谐，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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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8位老师的发言结束后，郭丹彤教授进行了总结。郭老师表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交往史。在当今世界日趋全球化的形势下，持续不断的交往、互通有无、共同进步是文明赖以生存的方式，而海洋交往具备了陆路交往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正是海洋交往的发展促进了全球文明间的互动、交流、融合。本次圆桌会议从探险、旅行与贸易等三个中心词入手，对前近代世界海洋活动与海洋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助于对各古代文明所蕴含的海洋文化的认知，契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全球合作共识”的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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